来源标题：评分高开低走，《回来的女儿》因烂尾而引发热议
近几年，在悬疑剧风头正盛的背景下，家庭悬疑剧也迎来创作热潮。前两年涌现出《隐秘的角落》《八角亭谜雾》《回廊亭》《白色月光》等一大批作品，去年也有《胆小鬼》《消失的孩子》等亮眼之作。此类作品以“家庭+悬疑”的杂糅方式，或深挖家庭伦理关系，或透过家庭观照社会现实，成为悬疑剧中不可或缺的样式。
近期，刚刚收官的家庭悬疑剧《回来的女儿》因为崩盘、烂尾而引发热议。作为爱奇艺“迷雾剧场”跨年推出的重磅作品，该剧导演、编剧履历光鲜，再加上
故事逻辑的紊乱
《回来的女儿》讲述了福利院孤儿陈佑希由于身为李家保姆的好友小秀突然失联，因而逃离福利院踏上孤身寻找小秀之旅，在阴差阳错中冒充李家失踪多年的女儿，并逐渐发现这个家庭中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创作者在一开始设置了“小秀失踪”这一核心悬念，并紧密围绕这一悬念编织故事，有效地激发了观众的观剧欲望。同时与既往家庭悬疑剧不同的是，《回来的女儿》设置了颇为新鲜的“假冒女儿”情节，让陈佑希与李承天、廖穗芳夫妇构成了类家庭关系。有趣的是，陈佑希大胆冒充，李承天信以为真，廖穗芳则故作不知，三人之间的复杂互动令该剧的起初部分充满了张力。
《回来的女儿》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名为“谭岭”的内地小县城，该县城主要是在三线建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也是该剧在一开始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它建构了一个人际关系紧密又复杂的熟人社会。许多家庭悬疑剧偏爱选择小城作为叙事空间，这是因为熟人社会复杂缠绕的人际关系特别适合用来编织悬念、制造故事迷宫。《隐秘的角落》选择海滨小城，《八角亭谜雾》选择江南小镇，《消失的孩子》甚至选择居民楼作为主要叙事空间，大抵都是出于这重考量。此外，该剧设置了十分有趣的新旧冲撞的时代语境：一个是工厂办公室主任李承天所代表的日益没落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个是知名企业家王重江所代表的蓬勃兴起的市场经济时代，这就又为故事平添许多表达空间。
总体来看，以陈佑希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为界，《回来的女儿》的故事可分前后两段。前半段是陈佑希与廖穗芳的较量，后半段则是李承天凶手面目的日益浮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剧的故事逻辑从女主角住进精神病院之后也随之陷入精神分裂的紊乱局面。这首先是因为，对于悬疑剧来说，在核心悬念设定之后，创作者要围绕这一悬念逐渐向观众披露信息，一步步引导观众完成拼图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可能会有意设置一些误导性情节，引导主角或观众在游走迷宫时偶尔误入歧途。但《回来的女儿》设置了太多无效的信息和疑点，例如程威父母之死、魔方大厦的含义、精神病患者吕萌萌的身份等，不仅造成了故事本身的芜杂，也让观众陷入一团乱麻之中。
除了大量无效疑点的干扰，更重要的是，“小秀失踪”这一核心悬念也开始慢慢失效。随着剧情的发展，当女主角陈佑希发现小秀已死，尤其是亲密无间的好友小秀竟然还有热衷选美、爱慕钱财、敲诈勒索等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后，寻找小秀的动机就不再强烈如初。与此同时，李文文之死、王重江之死带来的新悬念，让主人公深陷多重死亡的迷雾中，也让“小秀失踪”这一核心悬念逐渐失去统领全剧剧情的作用，最终导致故事逻辑的崩塌。
真实性格的游移
《回来的女儿》令人不满足的地方，还在于剧中诸多人物真实性格的游移多变。这里的真实性格，指的是人物的表面行为背后的性格真相。在诸多影视剧类型中，悬疑剧可以说是最适宜去塑造复杂性人物的类型之一，天然善于表现人性的隐秘幽微。但需要看到的是，这种复杂性可以是表面性格的游移多变，但不能是真实性格的游移多变。换言之，影视剧中的正派或反角都需要有一以贯之的真实性格，剧中人物的成长并非真实性格发生了改变，而是真实性格被激发与揭示出来而已，如此一来人物的塑造才能令人信服。
反观《回来的女儿》，该剧对于女主角陈佑希的塑造就不甚成功。作为一位身世不详、敢于挑战秩序与常俗的孤儿，她一开始只身逃离福利院、千方百计寻找密友的行为是令人感动的，展现出有情有义的一面。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一人物形象的矛盾之处开始逐渐显露，不仅时常在冲动与冷静之间、睿智与失智之间反复横跳，还常常人物行为前后不一。例如，当好友程威意外刺死王重江后，她劝说程威逃逸到邻县以躲避牢狱之灾。但当得知李承天才是幕后真凶后，她便摇身化为正义使者，强烈要求李承天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为是她保护好友的情义之举，但却让观众难以产生认同。再加上演员张子枫全程面无表情的呆滞式表演，令人很难从人物身上体会到真实而鲜活的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对全程作为“麦高芬”出现的“小秀”这一人物的刻画，也犯了同样反复游移的毛病。陈佑希眼里的小秀是天真纯粹、忠诚不二的，但在廖穗芳等人的描述中，小秀又是爱慕虚荣、心术不正的。创作者当然可以书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但问题在于，该剧没有为我们展现出小秀的真实性格到底如何，这就导致小秀与女主角陈佑希之间的友情故事变得摇摇欲坠，进而缺乏令人共情的力量。
总体来看，《回来的女儿》里塑造得最为合理可信的人物是李承天。该剧展现出了这一人物从起初唯唯诺诺、笑脸逢迎的办公室主任到最后心狠手辣、心思缜密的杀人凶手的身份变化，慢慢揭示出因爱生恨、扭曲变态的真实性格。虽然这种人物设定在悬疑、犯罪类文艺作品里并没有太多惊喜，但尚且算是塑造得较为立体饱满。相较之下，廖穗芳的人物塑造稍显逊色。剧中大部分时间都与陈佑希保持敌意的廖穗芳，在最后时刻突然回归温情与友善，这种人物弧光的呈现多少有些猝不及防、缺乏铺垫。除此之外，该剧对于配角的塑造也有些工具化倾向，类似警察老彭、居委会高主任、医生小燕妈妈、精神病患者吕萌萌等都被塑造为人物功能单一化的工具人，限制了人物角色更多的表现空间。
价值视野的局促
当然，在笔者看来，《回来的女儿》最令人失望之处，在于价值视野的狭隘局促。如前所述，家庭悬疑剧的长处，在于可以借助悬疑故事剖解家庭关系，甚至以家庭为切口介入社会议题。但遗憾的是，《回来的女儿》在这两方面都可谓乏善可陈。
在剖解家庭关系方面，2021年播出的《八角亭谜雾》在近年来的家庭悬疑剧中可谓范例。这部文艺范儿、生活流式的“慢悬疑”作品，由于悬疑浓度和情节强度不够，导致播映时评价不高。但擅长家庭伦理叙事的导演王小帅在这部剧中对中国式家庭复杂关系的剖解还是较为成功的，抽丝剥茧地发掘出了人物间隐秘的情感与难言的创伤，深入探讨了原生家庭之于个体成长的影响。反观《回来的女儿》，虽然在一开始建构了富有张力的类家庭关系，但却全程围绕俗套狗血的中年男女出轨事件展开，格局实在太小。该剧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探讨，也只是停留在疼爱儿子、思念女儿的浅表层面，没有借机进一步发掘更加深层隐秘的情感关系。
另一方面，真正优秀的家庭悬疑剧不应只是局限在家庭的方寸之间，而应该具备更开阔的现实目光。以去年播出的《消失的孩子》为例，这部作品以一个孩子的消失为契机，触及了家庭教育、中年困局、弱势群体等现实议题。同时，该剧借助神经官能症的袁午、多动症的杨莫、疲惫不堪的父母等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现代倦怠社会的某种精神状态。
在《回来的女儿》开播之初，笔者曾满怀期待地以为，这部剧能够通过剧中人物所处的20世纪90年代这一特殊时空展现出两个时代的冲撞，通过李承天与王重江等人物的镜像式构造展现出对没落的计划经济体制或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进而触及更多的社会议题。尤其是在电视剧《风吹半夏》描画了野蛮生长、蓬勃肆意的1990年之后，笔者由衷期待《回来的女儿》能够提供另外一种对于1990年代的想象与书写。但可惜的是，剧中充满质感的1990年代并没有与人物发生有机关联，并没有作为时代语境提供一种结构性功能，而是沦为一块可有可无的幕布。剧中人物也由此缺乏现实土壤的培植，飘飘摇摇，没有来处，也不知去向。
作者：李宁文艺学博士后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